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一个群体，因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二者在经济生活
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作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经济主体，他们在伦理道
德方面也存在某些文化同一性：第一，山东十一运夺金是市场神话的信奉者、创造者，也是市场压力最直接的感
受者。影响现代人幸福感和道德生活的两大因子，即“市场经济导致的过度激烈的竞争”和“市场
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其发祥地都在企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这个群体才能理解当今中国的市
场伦理与市场道德。第二，内部伦理关系的失落。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不仅是主人，而且
是领导阶级。但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中，企业员工与企业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和政治地位
出现了不平衡；不仅员工而且企业家本身也感受到伦理安全的缺失。第三，外部伦理关系的遮蔽。在
“后单位制时代”，企业成为“经济实体”，由此与国家和社会的深刻关联被市场所遮蔽，企业作为
“社会公器”或“企业市民”的意识式微，很容易滋生企业家的“能力崇拜”和员工的“利益崇拜”
心态，“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尤为突出和深刻。财富创造与问题创造的双重
性在这个群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企业家以33．7％的比例处于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的群体的第
三位就是证明。第四，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使这一群体总体上呈现交叉、边缘、混合和不断分化的
结构状态，比如独资、合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和员工同时也可以属于新兴群体。
近30年的发展对青少年群体伦理境遇和道德气质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四个因素：第一，社会
高度开放，市场体制使作为青少年生活最重要场域的学校失去了原有的作为“文化实验室”的条件，
学校作为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的“理想国”环境的功能逐渐削弱。第二，由于文化传统在相当程度
上被解构甚至被颠覆，伦理道德及其教育的同一性瓦解，多元社会与多元文化中统一的价值观很难通
过教育而建构。第三，独生子女政策使家庭作为道德发祥地的功能被严重弱化。调查发现，家庭、学
校、社会是伦理道德的三大受益场域，认同度分别达63．2％、59．7％、32．2％，其中家庭居首要的
地位。然而另一个事实却是：独生子女结构使家庭很难像以往那样完成其伦理训练的任务，家庭发挥
直接的伦理影响的功能严重弱化；而学校由于失去了作为“文化实验室”的条件，也难以履行伦理
教育的功能；由此社会的不良影响便难以避免地渗透到这一群体的伦理道德建构中。第四，更为突出
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青少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话语能力。成年人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似
乎有足够的理由对青少年主宰自己特别是引导社会的能力忧心忡忡，但可以肯定的是，青少年成为新
的信息技术的最有能力的掌握者和运用者这一事实，已经使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的伦理领导权和道德
话语权遭遇到根本性挑战。由于社会包括家长对独生一代未来可能面临的一切毫无所知，以及双方在
信息能力方面的悬殊差异，青少年正日益将社会视为自己的伦理试验场，而“一切都被允许”成为
这个“伦理试验场”主人特有的“道德气质”。
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经世务实、实事求是的文化性格变得愈益明显。一方面，他积极
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则批评过去思想界的空虚： “一味的‘耗矣哀哉’，激
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他所强调的是“能见之于事实”的“有
用之学”，要以实干之精神，“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同上)。
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发展为注重江西11选5的研究。湘学传统中的经世务实、注重实际
的学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以国情研究为基础融合中西的独特风貌。杨昌济反
对西化，在《劝学篇》中强调： “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
究”。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
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却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
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
调查，及研究。”应该说，这—一卓然独立的见解是毛泽东后来注重
调查研究、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与注重国情研究密切相关，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问题研究，形成了调查和研究各种问题的风格。
他甚至还准备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开列了一个涉及广泛问题的研
究清单。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学生问题、
教师问题、女子问题、警察问题、车夫问题。如农民问题：“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
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问题： “工值的多少?工
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
答”。